沉痛的教训-袁王之死

    袁文才、王佐被错杀，教训是沉痛、惨重的。当时，杀袁、王的“理由”主要是：（1）认定袁、王是“土匪首领”；（2）认为袁、王有两大罪状：“一是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；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，扰害永新赤色政府。”这些罪名，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，是强加在袁、王头上的。毋庸讳言，袁文才、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。袁、王所部虽已编入为正规红军，但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，纪律观念较差；袁、王两人性情高傲，只信仰个人，不信仰组织；袁文才本已随军下山，但中途又私自离队，虽接受了组织处分，对队伍仍有影响，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，既不请示，又不商量，擅自行动，是违犯组织原则的。然而，这些问题均是属于党内矛盾，完全可以用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去处理，决不能把已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袁、王当作“土匪”杀害。

    袁、王被错杀，是我党我军早期历史上的一起冤案。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、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：“1930年10月，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，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，把袁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，这是不讲政策。解放后，大概是在1950年，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，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，有时也还提到袁、王的事情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，没有改变，还是认为杀袁、王是杀错了。”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，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、王佐的遗孀，握着袁妻谢梅香老人的手说：“袁文才、王佐<tt>九九藏书网</tt>不在了，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。”《毛泽东在江西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。袁、王二人在50年代就已平反，被追认为烈士。这是后话。

    从袁、王之死的悲剧中，人们可以引出一些教训：

    1.必须肃清党内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。

    “左”倾错误是袁、王悲剧的根源。在我们党内，自八七会议以来，由于在反对右倾错误时，忽视了对已经滋长的“左”倾错误的批判，这就为“左”倾错误开辟了道路。这种“左”倾错误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滋长，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，毛泽东亦被指责为“退却逃跑”，并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秋收起义前委书记职务。后来召开的党的“六大”，仍然存在“左”的错误倾向，才有了“六大”通过的《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》。正是这个决议案的“左”倾政策条文，给边界特委提供了“尚方宝剑”，加上边界特委对袁、王的不正确结论，从而导致中央派出巡视员彭清泉来处理袁、王。这是历史的教训。邓小平曾经说过：“‘左’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！一个好好的东西，一下子被他搞掉了。”袁、王之死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“可怕”一幕。袁、王在井冈山干得好好的，一下子就被“左”倾错误的执行者“搞掉了”。

    2.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。

    应该承认，袁文才、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，但终究属于党内矛盾，而不是敌我矛盾。毛泽东在袁、王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了正确原则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。当时是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，处理这个事件的中央和边界特委领导人，在政治上并不是都能像毛泽东那样成熟，他们带着偏见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错杀自己的同志，主观上还自以为是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，捍卫了革命的利益。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。因此，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有正确的政策，还要造就大批政策性强、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队伍，才能把握住革命事业的方向，将革命引向胜利。否则，就会造成历史的错误。

    3.必须坚持调查研究，防止“轻听轻信”。

    当时红五军委和领导人受“六大”决议案的影响，不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，缺乏审慎的调查研究，轻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实之词，出兵弹压，也是酿成袁、王悲剧的一大教训。

    如上评述，决不是深究什么个人的责任，而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教训。